美国儿童文学界就开始了关于新媒介与儿童文学关系的集中探讨www.qg999.com

欧美儿童文学界关于新媒介现象的探讨与同时代的童年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尤其与新媒介对于儿童阅读的影响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欧美儿童文学界对于新媒介环境下儿童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文学如何进入以视像媒介为主的新媒介、如何在新媒介环境中得到传播和接受,以及因儿童文学而生的新媒介文本研究的话题上。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中较有分量的部分,仍然是针对视像媒介的研究。对于当前日益兴盛中的电子信息媒介的发言,似乎还需要一段观望、思考和话语酝酿的时间。

  这种单一的批评现象自80年代初开始得到一定的改变。1981年的美国儿童文学学会会刊《儿童文学》杂志组织了一个名为“儿童文学与媒介”的专栏,其中所收录的四篇论文分别围绕儿童文学与电影、电视媒介的关系以及电影、电视对于想像力发展的影响展开了探讨。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当时的美国儿童文学界也认识到了新媒介对儿童文学产生的负面影响,但研究者们仍然试图从积极的立场上解读乃至扭转这种关系。这种夹带着无奈感的策略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发表于该专栏的《电视和阅读对于想像力的发展》一文中。该文作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阅读较之电视更有益于儿童想像力的发展,但他们在总结中却指出,“我们无法取消电视。相反地,我们必须开始寻找如何将电视对于儿童的强大吸引力取用过来,并将它用作更有成效的教育手段的途径。通过有效的利用,电视能够激发而不是僵化成长中的孩子的想像力。”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有效的利用”,文章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议。在1982年的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上,由儿童文学学者佩里·诺德曼组织了“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专栏,其中一半左右论文探讨的仍然是儿童文学与新媒介的问题,包括儿童电影、电视、芝麻街节目研究等。同年,该刊第三期上再次发表了由10篇文章组成的“声像艺术与儿童文学”专栏,探讨视像媒介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行为。总体上看,这三组专栏文章尽管富于当下文化气息,其学术性却并不很强,话题探讨也较为浅层。

钱柜手机官网钱柜qg999官网www.qg999.com,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欧美学界对于电视等新媒介在童年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怀着不信任的态度,并担心平面化的视像媒介会把孩子们带离文学阅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图书界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电视。许多人认为,电视是对于读写和文学的真正威胁,看电视的儿童将不再读书。有研究者认为,与口头和书面的文学故事相比,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像媒介所呈现的故事往往是在营利目的的驱使下匆促制作而成的,它们仅仅借助刺激性的画面、低俗的搞笑等来吸引观众。美国当代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也对文学文本和媒介文本作出过明确的区分。他在发表于1980年美国《儿童文学》杂志上的《孩子,孩子!》一文中说,“我们得区分清楚通过阅读所展开的向着想像力讲述的文本和通过电视所上演的文本。尽管电视也尝试改进自身以适应儿童,但它仍然是一种‘媒介’;也就是说,它是站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个中介;它导致了想像的消极……文本既然已经被电影制作者所想像完成,便不再能像阅读时那样激起观者的丰富想像。事实上,观者通常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想像以求‘跟上画面’”。

  80年代初,欧美学界就新媒介对儿童文学的积极意义所展开的讨论大多围绕着两个话题。一是通过视像媒介呈现给儿童的“文学故事”仍然可能实现原印刷文本的文学质量;不少儿童视像媒介的制作人都在努力证明这一点。二是通过大众化的视像媒介,可以扩大和促进儿童文学作品的传播。看得出,在早期有关新媒介与儿童文学关系的讨论中,还隐含着纸质印刷媒介优于视像媒介的保守观念。进入90年代,这种观念进一步发生改变。1992年,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第一版中,以一小节内容就视像媒介作为与文字媒介并行的一种文本依托,对儿童的文本阅读能力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展开了阐述。他继而指出,当我们的孩子掌握了视像文本的阅读策略时,就能很好地应对其负面影响。在这里,新媒介文本的阅读价值被提到了与文学文本同等的位置上。1997年1月,英国的《讯号:童书研究》杂志在其“佩德里克·哈迪讲座”专栏上,发表了曾在BBC广播电台任职的儿童电视制作者安娜·赫姆的演讲,这位女士以亲身经历,就儿童与影像媒介的良性关系表达了自己的乐观看法。针对继视像媒介之后快速兴起的电子媒介,1999年,美国主要的儿童文学学术杂志之一《狮子与独角兽》也发表了一篇谈论如何利用电子媒介促进儿童文学阅读的专业论文。显然,上述两篇文章均以新媒介对儿童文学传播的积极意义作为基本的论调。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儿童文学与媒介的结合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在那个时代,这种结合主要是影视媒介有意识地发掘和利用儿童文学资源。以沃特·迪斯尼为代表的一批动画电影制作者为这种资源借取和媒介转换树立了一种典范。从1937年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的放映开始,迪斯尼动画一直走在儿童文学经典的改编道路上,以至于今天只要提起知名的经典童话,人们都会想到迪斯尼的名字。尽管迪斯尼电影的意识形态内容一直是评论界批判的对象,但它在商业和动画艺术方面所取得的双重成功,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同时,它们也使对应的童话文本得以在新媒介环境下更长久地流传下来。在今天的文化产业语境下,这一实践不但变得日益成熟和老练,也在愈来愈引起研究界的关注。不少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依据儿童文学文本改编的视像文本,从文学的、技术的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探讨两种文本之间的承接与断裂、融合与对抗的关系。欧美主要的几份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也把与儿童文学有关的新媒介文本的研究纳入到主要的研究对象范畴中,并取得了许多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儿童文学界就开始了关于新媒介与儿童文学关系的集中探讨。德国最重要的儿童文学杂志《儿童文学与媒介》也对这一话题予以关注。但那时的探讨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当下现象的一种即时回应,其学术研究的意味并不浓厚。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媒介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但电视、电影等大众视像媒介日益壮大,包括手机、互联网在内的新兴媒介也迅速普及。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针对童年与新媒介关系展开的研究,论题开放,论述也更为深入。2000年,英国学者大卫·帕金翰出版了《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介时代成长的儿童》一书,书中对于儿童与新媒介之间可能的积极关系的呈现和想像,与20年前尼尔·波兹曼对于“童年的消逝”的消极评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逐渐累积的乐观,对同时代的童年研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它也自然波及到儿童文学的研究领域。面对无可挽回的视像和电子信息时代的潮流,儿童文学研究者开始更多地思考新媒介带来的契机,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儿童自己的选择、判断和运用能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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